第1章 乘风破浪，数字化转型开启发展大时代

随着数字时代的降临，数字化已成为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的目标。在这一目标的驱动下，数字技术在政府管理服务中的应用，对于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提高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和服务效率，实现数字化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数字经济定义的重点是互联网，而当今时代，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成为融入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技术，其过程可编程性、要素数据化同质性和技术自增强性使其成为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注定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重要的变革性推动作用。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进程报告（2019年）》，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整体上线试运行以来，已联通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0余个国务院部门政务服务平台，接入地方部门300余万项政务服务事项和一大批高频热点公共服务，有效提升了服务效率。

以浙江省为例，近年来，浙江依托“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先发优势提出全面数字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在便民惠企方面做出多元化的创新探索。譬如杭州市政府相关部门开发上线的新型政商数字协同系统——“亲清在线”，依托城市大脑中枢系统，与部门及区、县（市）业务系统进行数据协同，打破了以往“企业申报、政府审批、层层拨付”的传统流程，让企业“最多按一次”，即只要企业登录网站，按下相应惠企政策“兑现”按钮，就能轻松便捷地实现在线兑付。数字化手段实现了城市服务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改变。又如，浙江嘉兴依托5G、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紧抓数字化改革先机，加速“数字蝶变”，立足政策制定、发布、执行、监督、评估全链条，纵向贯通涉企政策，横向协同多个涉企部门，既让企业可以更加广泛高效地参与涉企政策的制定，又让政府通过政策沙盘进行市场镜像模拟预演，对政策决策提供量化数据支撑，使产业政策更具针对性和精准性，更加符合企业的切实需求，更加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以高血压、糖尿病等为主的慢病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结合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趋势，健康服务与医疗保障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与此同时，健康养护所带来的高额花费将成为医疗服务和经济建设的一个巨大负担，也产生了急迫的健康服务产业变革需求，即在提升医疗和健康服务水平的同时实现医疗服务成本降低。我国将“健康中国”战略确立为国家的优先发展战略，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需求的考量。而在需求从酝酿到爆发的过程中，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数字医疗健康产业悄然兴起并迅速发展壮大。事实上，无论是健康养护还是慢性病的日常护理，只要科学指导检测和用药，老年人完全可以实现少发病或少发大病。

基于数字医疗的健康服务是指利用包括网络、传感等数字信息技术辅助医疗和健康服务。有效的健康或疾病信息的搜集和利用是现代医疗和健康服务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又是以电子病历（EMR，ElectronicMedicalRecords）和个人健康档案（PHR，PersonalHealthRecords）为基石的，准确而恰当地搜集、管理和使用医疗健康信息对于诊断病人的疾病或健康问题、确认创新方案、分配医疗资源等方面非常重要。当前的数字医疗提供健康教育、疾病咨询、疾病远程诊疗、疾病监控和康复护理等多种形式的医疗健康服务，分为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养、智慧医疗等多个子领域。2020年以来，线上医疗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春节期间，互联网医疗在线问诊领域独立App日活最高峰达到了671.2万人，最大日涨幅接近160万人，涨幅达31.28%，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业务形态由2019年年底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信息查询迅速转变为互联网问诊，数字医疗服务的市场接受度大幅度攀升。

数字医疗技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医疗服务治理目标的实现。医疗服务治理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及，但是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分布呈不均衡状态，优质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集中于大城市、大医院的特征十分明显。随着数字技术在医疗服务领域的应用发展，远程医疗服务系统的网络会诊和诊断结果的交互式讨论，可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技术水平，推进实现分级诊疗和医疗服务的公平；基于大数据的临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可以为医生临床治疗提供决策依据，也可以提供用药提醒、诊疗建议等，以确保医疗质量；通过互联网医疗服务，将优质的医疗资源实时提供给患者，方便医疗资源较为贫乏的地区患者借助网络开展检查及治疗，减少时间和交通成本，另外也可以实现医疗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医疗机构之间的共享，从而促进对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这使得社会医疗机构从整体上有望实现医疗资源放大、服务半径延长、服务内容丰富、服务质量提高、服务费用减少的变革，从而促使健康服务产业实现转型提速。

譬如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卫生健康局，通过部门联动，以建设智慧健康共同体为导向，以医防融合、上下协同、数字赋能、智能共享为路径，构建了一套连续、高效、综合、便捷的数字健康服务体系，通过掌上健康管理系统和物联网智能监测终端，为老百姓提供个人及家人基本信息管理、健康管理、健康监测、健康信息、健康宣教5大类22项在线服务，打造掌上健康管理生态圈，并进一步打造“家庭医生助手系统+智慧健康管理云服务”，通过人机协同，提供慢病路径化建议、高风险人群建议、运动饮食建议、辅助治疗建议等，实现全生命周期的慢病路径化智能管理。

随着数字技术在提高医疗健康服务方面“四化”特点（即医学知识智能化、医疗信息云化、医疗资源网络化、健康服务远程化）的强化，数字医疗未来不仅仅应用在一般的医疗管理系统中。比如智能检测生成了大量的与健康和医疗相关的数据，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开展疾病的预测或健康发展趋势的估算，从而实现疾病预防、康复健康管理的技术迭代，并进一步引发现有医疗分析和检测方法的革新，推动实现医疗事业由“以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营造数字化健康服务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并在集成智能医疗、疾病预防、幸福养老、健康生活、健康运动等服务的基础上，重构数字化的健康服务产业链。

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无论城市治理还是乡村治理，社会公共生活的不同场景相互交织，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给治理带来新挑战。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这基层社会治理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数字技术带来的政府部门业务流程的智能化，能够简化行政流程，让政务沟通、政务决策与服务回应从烦琐的层级制中解放出来，通过数据流动构筑扁平化的行政关系，打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隔阂，实现政府治理流程再造，从而形成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治理优化模式。在这一意义上数字治理已逐渐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是提高政府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平台的完善，还将进一步推动基层治理中的“多元共治”机制走向深入。民众、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的加入不仅有利于化解矛盾、维护治安等，并能较好地搭建政府与社会二元关系间的桥梁。

此外，数字化治理场景还将根据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调整应用场景将服务端前移，并进一步建立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智慧平台，通过高效能的信息搜集、分析，提前识别潜在风险，形成基层问题预警与及时有效治理的良性循环。正如杭州的“城市大脑”在破解医院周边停车难的问题中，通过整合接入杭州市医院及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停车位实时数据，通过挂号App、交通广播、地面引导牌等实时发布停车位信息，引导市民快速找到车位。而在解决群众难点痛点的同时，“城市大脑”也打通了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建成了统一的大数据平台，使得数据归集后，决策者不仅实时掌握一手资料，而且通过分析比较，可以做出更科学的决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数字智慧的支撑，对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

1.2.1.1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狭义的数字化转型是指达到“无纸化”或是某种程度的“数字化商业成熟度”的概念。从广义上来讲，数字化转型既影响个人，也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今天，数字化转型不是指简单地通过数字化增强和支持传统技术，而是特指那些可以用来在某一领域里实现新的创新和创造的数字技术。数字化转型是建立在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基础上，进一步触及公司核心业务，以新建一种商业模式为目标的高层次转型。数字化转型是开发数字技术及支持能力以新建一个富有活力的数字化商业模式。

数字化转型是提高生产效率，从整体上带动实现价值创造的关键杠杆，智能制造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动力。从历史上来看，数字技术的出现为企业带来了变革和转型的机会。在新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供了无限的机遇。在一个互联的世界里，每一家公司都可以变成技术公司，智能的制造、产品和服务重新定义企业的核心业务，融合了不同行业的分界线。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数字化转型，其中制造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声势最为浩大。

“工业4.0”这个概念是在德国2013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的。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认为，“工业4.0”即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革命性的生产方法，其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在智能制造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制造企业快速地交换大量的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集中式的几乎无限制的存储，并通过智能化的专家知识库进行流程管理，利用大数据获得有价值的知识，从而实现在价值链上推动沟通和协作。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不仅可以实现产品、设备和人之间的广泛互联，还可以通过水平集成和垂直集成，将原有的以集中式控制为基本结构的金字塔式的企业应用软件分层架构转变为以分布式控制为基本结构的基于云端的企业制造服务架构。这些数字化能力，将原有的对应到集中式控制的线性传统价值链转变成集成的价值环，通过每个环节的数字化创新和改进，从而带来了更为紧密的集成、自动化和内部运营的加速。

1.2.1.2“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的浙江模式

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已经进入快速成长期，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孕育兴起，赋能、赋智、赋值的作用不断显现，产业集聚水平不断提升，工业互联网成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例如，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浙江省自2021年年初提出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以来，全面积极推动产业大脑建设，高效率布局“未来工厂”。工业互联网系统及应用加速推进，成为新时期发展“硬核”力量的重要支撑。“产业大脑”是工业互联网赋能行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支撑。

“产业大脑”是基于系统集成和经济调节智能化的理念，将资源要素数据、产业链数据、创新链数据、供应链数据、贸易流通链数据等汇聚起来，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数字产业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及时分析、引导、调度、管理，实现产业链和创新链双向融合，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未来工厂”是指广泛应用数字孪生、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实现数字化设计、智能化生产、智慧化管理、协同化制造、绿色化制造、安全化管控和社会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的现代化工厂。

2021年7月22日，由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牵头，组织相关企事业单位联合编制的《“未来工厂”建设导则》团体标准正式对外发布，明确了“未来工厂”建设的“1353”体系，“1”为企业综合效益、价值链和竞争力提升的高质量发展目标；“3”为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等模式创新；“5”为数字化设计、智能化生产、安全化管控、数字化管理、绿色化制造五项能力建设要求；“3”为数字化生态组织、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三类关键支撑。

产业数字化是指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效率的提升，其新增产出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数字化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互联网、两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各国战略布局的关键，数字经济对GDP的整体带动作用日益凸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是我国数字经济的四大领域。产业数字化不同于过往的信息化转型，它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方式。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信通院”）发布数据，2014—2019年中国产业数字化规模逐年上升，2019年中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规模达到28.75亿元，同比增长15.56%，占GDP比重为29.0%，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三次产业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服务业是产业数字化发展最快的领域，2019年服务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7.8%，同比提升1.9个百分点；工业方面，数字经济加速发展，2019年工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比重为19.5%，同比提升1.2个百分点；农业由于行业的自然属性，数字化转型需求较弱，2019年农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比重为8.2%，同比提升0.9个百分点。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全新经济生态、关键基础设施和新型应用模式。根据中国信通院测算数据，2019年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规模为2.13万亿元，同比实际增长47.3%，占GDP比重为2.2%，对经济增长贡献为9.9%。其中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规模为0.53亿元，工业互联网融合带动的经济增加值规模为1.60万亿元。

制造业是数字经济的主战场，近年来，制造企业数字化基础能力稳步提升，制造业企业设备数字化率和数字化设备联网率持续提升。根据《》的数据，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生产设备数字化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设备联网率分别达到47.1%、49.5%、41.0%，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69.3%。

平台经济是以平台企业为核心，通过汇聚整合多类市场主体和资源，围绕数字化平台组织起来的新模式新业态，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平台经济。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价值超1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达到193家，较2015年增加126家。从价值规模看，2015—2019年我国数字平台总价值由0.80万亿美元增长至2.35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1.1%。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智慧城市建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产业数字化在教育、交通、医疗等领域持续发力，推动城市发展高品质智慧生活。在未来城市智能场景的建设上，逐渐形成综合覆盖城市交通出行、安全监控、运营管理等基础城市功能，实现社区、楼宇、商圈等各类场景模块化的功能组合，实现城市全场景全覆盖。城市构建形成立体感知互联聚合体，实现城市脉络与神经元清晰可见，城市从独立泛在走向融合、智能和互联。

社会大环境倒逼社会治理的完善，2020年以来，在医疗产业数字化的带动下，科技企业迅速发挥作用，提供在线问诊、远程医疗、机器辅助问诊等服务，专业互联网医疗平台成为人们在特殊时期就医的有效补充方式。

随着产业数字化的不断推进，城市无疑将被赋予更大的功能与温度，美好城市未来正渐行渐近，一种能感知、会思考、可自主进化的梦中之城正在逐渐实现。正如《2021中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报告》中所描述的，未来城市不单是由各种高精尖类的技术堆砌而成的实验应用基地，而且是给市民带来实质好处的生态系统，使得人与自然、社会更加和谐共生。产业数字化使得城市具有全场景的智慧，不仅惠及城市智慧化较易实现的衣食住行领域，更覆盖了应急、水利、工业、生态环境等亟待数字化赋能的行业，兼顾城市生产与生活，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方面保障。

1.3.1.1科技助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

新技术带来的变革首先发生在政府服务方式的转变。在“数字+政务”模式之下，政府政务可以变得更加智能与便捷，不仅提高其服务效率与透明度，更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由以往的“群众跑腿”变为“信息跑腿”，以数据的流通来构建一体化、全过程、无缝衔接的政务服务体系。

首先，以“一体化”提升政务服务效率。针对政务服务的内容与流程，可以将传统的政务服务大厅、引导、叫号等系统进行智能化设计，当百姓们在政府服务大厅办理业务时，不仅可以借助于大厅内的多媒体设备，更可以从手机端及时、快捷且全方面了解服务中心所有业务内容及办理进度，这将极大降低市民的办事时间成本和服务中心的业务服务成本，提升市民现场办理事务的服务体验。

其次，以“端口”自助式服务实现在线业务办理。政务服务数字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以“互联网+”的信息技术来创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由以往的业务窗口办理变成在线办、掌上办。如何真正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就需要从真正能够为百姓创造便利、解决百姓急迫需求入手。例如，在杭州萧山瓜沥七彩未来社区，就有一个“全年无休”的“沥未来·七彩公共服务中心”，在这里居民百姓不仅可以在人工窗口办理业务，还可以通过这里的8台自助服务机7×24小时实现172项事项的自助办理。此外，在自助服务区还配备数组自助文件柜，方便市民随时存取办事文件。这样，居民百姓就不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在家门口即能实现日常事务的办理。依托于数字技术，不仅能够推动政务民生服务从线下向线上转型，更能给广大居民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与便捷。

数字化改革下的城市可以借力数字政务平台可以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生活服务等跟百姓息息相关的业务进行智能化融合，由原来的单一政务服务中心转变成为丰富的城市生活数字体验中心。在新型的数字化政务服务中，服务模式由被动传达指令变为主动交互协同，大大提升了服务的精细化与高效化，这彰显的是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也是科技向善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是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窗口，引领着数字经济及数字社会的深入发展与进步。

1.3.1.2视联网技术全力提升城市治理智能化水平

在面临紧急突发事件时，政府的响应与决策能力至关重要。在没有现代信息技术时，决策者无法亲临现场直观地看到事件发展的真实情况，也难以做出准确、及时的指挥与人员调度指令，更无法全面直观地掌握如保障部门、物资存储、医疗机构分布等GIS信息，这对于政府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一个能够整合了各类应急信息的数据库或平台，在关键时候可及时调取信息和高效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对此，浙江省应急指挥系统以视联网为平台，通过整合各类信息搭建海量资源可统一管理、可灵活调取的立体式统一指挥系统，有力确保了应急反应和应急指挥两大核心任务精准落实，进一步提升了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例如，浙江省依托视联网技术实现了各级政府单位、医院机构、社区、学校、商场、超市等重点基层单位全覆盖，以此将多种信息化系统业务应用整合到一个平台，并与数据专网互通，这种跨级、跨域、跨部门的数据协同可以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确保数据应用的稳定性与便捷性。近年来，一些重要会议通过线上方式举行成为首选，如杭州市就通过视联网召开重要的政府工作会议。视联网技术已深入应用于浙江省各级政府政务办公、社会治理及各类民生领域，不仅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同时也在助推城市应急处突、矛盾调解、执法司法等各个领域进行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借助于技术力量推动数字化改革，为建设“数字浙江”、打造“整体智治”提供了先进而有力的技术支撑。在提高民众满意度、增进市民对政府信任感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和治理效能。

此外，除了城市，现代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数字红利”也惠及乡村地区。对于农村百姓而言，借助现代数字技术，省时省力地快速解决以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事项，可以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例如，运用视联网“村级可视化远程申办”系统，远程实现群众办事“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便民服务模式。又如，以往村民们在办理养老保险缴费结算相关业务时，不仅要跑到距离较远的镇上，而且全部程序完成需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如今，有了视联网技术后，时间与距离的困难都得以轻松解决，村民们通过视联互动远程咨询代办系统可以一次性完成全部程序，前后时间不过10分钟左右。这样的场景，在浙江省的广大乡村地区比比皆是，数字化已然成为乡村便民服务的助推器。

又如，浙江省以数字技术赋能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不断创新探索，如视联网技术的应用与落地，以技术的突破来推动政府服务、公共服务方式的改革，以此来实现数字政府与数字社会的良好互动与彼此促进。

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原有的工业时代的消费及互联网时代的消费发生了巨大改变：原有的消费特征是以功能型为主的，而数字时代的消费表现为数据型消费；消费的产品品类及消费受众群体也由原来的单一到了群体或组合式的模式；消费的体验感与“场景感”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强。

近年来，“直播”越来越成为深受现代消费群体热衷的新场景。随着微博、微信、淘宝、抖音、快手等的广泛应用，直接催生了直播产业和社交电商的迅速兴起。传统的销售模式是一种商品被动等人来“找上门”的方式，而当直播成为零售的新场景之后，则变成了商品主动被人“送上门”的方式。在直播间里，主播可以通过推荐、演示、讲解、提供信息、培养兴趣，激发购买欲望来吸引线上消费者，消费者也从传统的商场货架式营销、图文式营销变成了线上直播互动式营销，既能增添消费的场景氛围与乐趣，也因有了主播的专业介绍而避免了陷入盲目消费的误区。

为了适应当下的直播热潮，越来越多的快速消费品企业开始加速线上线下融合。利用直播带货、社群互动等多种数字化工具和营销模式，不仅能够高效吸引和激活各类消费群体，更重要的是有效降低了由于线下的客流下降或闭店带来的营业额损失，这无疑给大型商场吃了一颗“定心丸”。例如，杭州大厦推出电商直播、线上商城等举措，通过提供精准营销和个性化定制等服务，明显带动了销售额大幅度增长；2020年以来，在杭州市政府与市场的协同运作之下，杭州开启了一系列线上消费活动，如“浙里来消费·春暖杭城”“杭州消费嘉年华”等系列活动，让广大消费者在家即可享受到愉悦的消费体验；在关乎居民百姓日常生活消费购买方面，杭州市加快推进无接触式生鲜消费，除了商场、超市，积极推动传统农贸市场实现“线上订购、线下配送”等智慧模式，确保广大居民不用来到现场就可以体验到数字消费的“速度与激情”。

除了直播所带来的新场景和新体验，杭州市各个区也在不断创新尝试借助数字化实现居民百姓日常消费的便利快捷。例如，在杭州上城区，更多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消费服务都在加紧打造：茶亭苑社区彭埠农贸市场内设置智能触摸一体机，实现了Wi-Fi、电子监控、插卡式智能水电表、电子小票全覆盖；以“宅经济”“无接触配送”为支撑，在社区内标准化布局自提点，目前已设置自提点10个，打通了社区商业末端配送环节，切实给社区百姓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在当今这个数字时代，商业布局已由原来的中心化变为现在的多点化分布。这种去中心化的数字经济模式，实质上给竞争激烈的零售企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有潜力的盈利空间，最终受惠受益的仍是处在数字时代的广大百姓。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工具，其移动化、智能化、个性化的使用方式深刻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理念与行为方式，例如现在的人们已经非常适应出行打车、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医院线上挂号、在线订票订座等现代生活。不可否认，移动互联技术给现代年轻人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达到2亿之多，其中绝大部分老年人正饱受数字鸿沟的困扰。和年轻人相比，数字时代并没有真正给老年人带来便捷与舒适，日常简单的支付、出行、购物、看病或许都会给老年人带来新的麻烦或负担。“数字化”发展过快，智能工具的使用复杂、难度大反而阻碍了老年人适应当下的数字时代，特别是习惯了传统生活方式的老年人，在面对处处都是高科技的智能设备时会显得无所适从。真正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真正使他们享受到数字红利，是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如何解决老年人在使用数字化工具、接受数字生活方式方面的困难？首先要消解老年人对于数字工具使用的抵触心理，鼓励老龄群体主动拥抱数字技术。目前，一些地方正在加快探索提供适老化产品和服务、开设老年人智能服务培训班、开展个性化服务或在线人工专业咨询，让老年人充分享受数字生活，真正体现数字化改革的进程当中的“数字包容”和“数字温暖”。

杭州市民卡App还在不断更新完善过程中。在数字化改革的洪流之下，未来的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也在逐步走向成熟。当然，市民卡支付方式的便捷只是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一小部分，未来在业务管理、公众服务、支付结算、机构运营和数据应用上，都将实现养老服务数字化全覆盖。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这就意味着乡村治理需要不断创新方式、提升现代化水平。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既能为提升乡村治理科学性、时效性等提供科技支撑，也能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方法路径。乡村治理数字化对于政府而言，能够增进政府和村民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有助于提升政府的信任度和良好形象；对于村民而言，“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便民服务”等在乡村教育、医疗、文化及社会治理等领域的不断深化扩展，有效满足了村民群众的多元化服务需求。

依托在线服务平台，在农村推广“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模式，推动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提高群众办事便捷程度；通过“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助推建设法治乡村，协助农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发展乡村地区数字经济方面，为了化解农民为年货销路不好而担忧的烦恼，可以在农村大力发展线上订单农业，通过使用农产品销售App、微信小程序等，主动对接消费者，通过数字平台对接市场，精准分析市场需求并拓宽销路。此外，数字技术还可以广泛应用到农村自然灾害预警、居家养老等领域。数字化让乡村社会更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当乡村与数字相遇，曾经闭塞的乡村正悄悄转变为开放的“数字乡村”。借助于数字化改革，乡村社会的生长逻辑、乡村发展的运行路径、乡村治理的单一格局都将被重塑，一个充满活力的、自主的、更具有人文关怀的新型乡村社会即将应运而生。

当今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全球经济进入数字化转型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对于今天的各行各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已经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答题，而是必须付诸行动的必答题。

在数字政府层面，数字技术可以赋能政府治理。其一，依托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前沿技术使得各级政府能够提高自身对复杂经济社会事务发展的研判能力，做到前瞻性决策、精准性施策。其二，在实际中，数字技术为公民广泛且深入地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重要渠道。地方政府或各级职能部门可以通过大数据等开展舆情分析，及时了解民众所关心的话题，从中发现政府数字化建设中的痛点难点。例如某街道的“红茶议事会”，系统通过居民信箱、信访业务数据、人工智能识别数据等多维度搜集公共服务、公益事业和居民关心的问题，借用大数据分析比对形成近期“民意热度”，对出现频次较高的自动匹配为议事会议题，实现公共诉求精准回应。其三，以区块链技术的可追溯性为例，在食品安全领域，一方面，政府可通过应用区块链技术将食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等每个环节的信息记录到区块链中；另一方面，消费者可以随时查询验证食品质量问题和进行问题追溯，这将极大地提高问题食品的溯源效率，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政府公信力。

在数字经济层面，数字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新技术驱动新经济，新经济创造新价值，新价值驱动经济增长，数字经济是伴随着信息技术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经济业态。在《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一书中，弗里曼和卢桑使用“技术经济范式”来描述一定类型的技术进步通过经济系统影响产业发展和企业行为的过程。

在数字社会层面，数字技术能够便民利民。这里用两个例子说明：一个是智慧出行，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车开始变得更聪明，路也变得更智能，两者都逐渐具备感知和交互能力，“车路协同”慢慢成为现实，交通的智慧化升级使得交通调度和运行效率得到提高，同时也为公众的出行带来更舒适的体验；另一个是适老化服务，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我们需要留意数字鸿沟的问题，应当借用数字技术实现适老化服务与智能家居、智慧社区、智慧出行、智慧医疗融合发展，满足老年群众的应急需求与生活需求。

在数字时代，数字化发展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共识，各行各业都要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这是从适应到依赖数字技术并逐渐形成数字化思维的过程。面对数字化转型的大潮，我们要运用好数字技术，要促进数字化多场景多维度应用，将治理的感知触角广泛延伸、深度下沉，形成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现代化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效能。

数字技术是典型的通用技术，可以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广泛应用。随着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不断成熟，数字技术加速与国民经济各行业深度融合，产业赋能作用进一步增强。数字化带来的冲击具有颠覆性，数字技术对产业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深化数字技术在生产、运营、管理和营销等诸多环节的应用，实现产业层面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释放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加快各行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进程。

数字技术好比魔法棒，它跟相关技术有效融合之后，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催生新型业态形成，驱动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了系统性、全局性、长远性变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如今，全国各地利用新技术进行创新，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已成经济发展普遍共识。产业数字化本质上是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改造，从而实现产业降本提效、提高用户体验、增加产业收入和升级产业模式。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占GDP比重为31.2%；我国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40.7%、21.0%和8.9%，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速，融合发展向深层次演进。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会产生关于各行各业生产经营销售等的海量数据，为数字产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和数据资源，推动我国数字产业不断做强做大，催生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数据产业。因此，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一个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过程。同时，数字技术与传感、仿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的有机结合及应用，使超大量高速流动的数据信息流得以跨越空间距离或地域限制，催生出智慧产业、智慧城市、智慧社会、智慧生活等新业态，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

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是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方面。每一个传统行业都要需要进行数字化革新，产品的研发、生产、管理、营销等业务流程要与B2B商业模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区块链结合起来。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打破传统产业的生产周期和生产方式，使企业能够借助互联网广泛的数字连接能力打破时空局限，将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更广泛的用户和消费者，提升企业产出效率，推动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让企业有效利用现代数字技术精确度量、分析和优化生产运营各环节，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可见，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改造、整合、提升，将大大促进传统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实现生产力水平跨越式提升。

未来的发展方式是以数字经济为主导，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为牵引，以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为核心，以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为方向，通过产业要素重构融合衍生而形成商业新业态、业务新环节、产业新组织、价值新链条，激活产业活力，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强劲有力。当然，产业数字化转型已不是数字技术的单点应用，而是转向由内而外、全方位、全产业链条的改造提升，即以应用场景为牵引，推动新一代数字技术与用户需求充分结合，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规模化、商业化进程将逐渐加快，并进一步催生出大量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4.3.15G

在今天，数字化正在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全方位进入中国每一个行业，数字化建设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thGenerationMobileCommunicationTechnology）简称5G，是具有高速率、低时延和广连接等特点的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技术。

图1-15G与数字化

我国的华为公司、中兴公司在5G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020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中指出：“推进工业互联网网络互联互通工程，推动互联网与物联网深度融合，在10个重点行业打造30个5G全连接工厂”。近年来，我国基于5G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明显。

目前5G的布局，主要在行业应用。在2021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上，我国展示了多项“5G+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已建设“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800个，采矿、电子设备制造、装备制造等行业成效显著，加速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目前，由于5G频段为3.3GHz～4.2GHz、4.4GHz～5.0GHz和毫米波频段26GHz/28GHz/39GHz，频率更高，带宽更大。因此5G基站相对会比3G、4G的覆盖面积小，同时耗能上也稍高一些。

1.4.3.2物联网

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是指生活和工作中各种设备连入互联网的协同网络模式。1999年，物联网之父、麻省理工学院执行董事KevinAshton提出了“InternetofThings”一词，简称IoT。物联网在工业领域被广泛应用，这些设备不仅具备感知能力，拥有声、光、热、电、力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可以通过网络其他设备和人连接。借助通信技术的发展将物联网的边界从传感器网络，延伸到包括人的生活中的车、家用电器到人工作中的实验室和工业等在内的泛在物体，最后达到万物互联。万物互联是万物智能的前提，万物互联是人类社会生产及生活中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物联网与人类社会的结合以数字化的方式渗入各个方面，包括生活、农业、工业等。在家里、在路上、在公司，从陆地、从海洋，到天空、到太空，设备与设备，设备与人互相连接融合。

1.物联网+农业

在农业方面，物联网技术的运用已经十分广泛。在种植业和养殖业方面，对环境实时监控，数字化生产记录、自动投喂、自动施肥、病虫害监测预警等推广运用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物联网+农业”模式极大节约了人力成本，有效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至2021年年底，我国农业农村部积极组织实施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数字农业试点项目、精准农业应用项目等，累计建设9个农业物联网示范省、100个数字农业试点项目。

2.物联网+家居

智能家居是基于物联网技术，由硬件（智能家电、智能硬件）、家庭网络、云计算平台或服务器、控制软件构成的一个家居生态圈。物联网技术是智能家居发展的核心，通过智能传感器、5G等通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解决生活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通过物联网实现远程控制设备、设备间互联互通、数据采集等功能，并通过人工智能数据分析，提供智能化的生活服务，让生活更舒适、便捷、绿色、安全。例如，小米公司建立的米家App就是以手机为核心连接各种智能家居设备，如智能音箱、打印机、空调、电视机等。

3.物联网+工业

通常的工业物联网，从系统架构来说，分为三层。一是感知层，即利用射频识别（RFID）、传感器、二维码、区块链等随时随地获取工业设备（生产设备、物流设备、监控设备）、能源、原材料、产品、服务、业务、人员等的数据；二是网络层，通过移动网络、内部固网与互联网的融合，将设备物体的数据实时准确安全地传递出去；三是应用层，把感知层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通过机器学习等方法实现自动化识别、自动化生产、业务全流程监管等实际应用。

工业物联网，从连接来说，首先是企业内部的互联，通过物联网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从而实现企业内部全业务流程的连接。其次是企业间的连接，即广义上的“工业互联网”，是上下游企业从设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产品到客户的互联。通过充分的融合连接，来提高整个工业系统和运行效率。

物联网技术已经对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在给人们带来更便捷、更智能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新的技术和社会问题。智能设备联网和数字化率提升，将造成解决方案复杂性的不断提升，无处不在的连接带来了无所不在的安全隐患。

震网病毒，是第一个席卷全球工业物联网的“蠕虫”病毒。震网病毒2010年6月首次被发现，曾经一再袭击伊朗核设施。

互联网改变生活。随着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物联网也必将蓬勃发展，帮助我们实现万物互联的目标，从而让实现人类的数字化生存。

1.4.3.3大数据

（1）大数据的概念。

（2）大数据与数字化转型。

大数据相关技术是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架构基础底座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数字化”的第一步就是“数据化”，即将物理世界的对象以数字化的方式存储为数据，所存储的数据往往涉及上述的4V特征，因此大数据存储技术和大数据管理技术是数字化架构的必然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是实现对物理世界对象的组织、管理、分析和预测，以辅助预期的决策活动；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对理论和技术的需求都属于大数据研究的范畴和知识体系，因为大数据不仅指“数据”材料本身，也包含对“数据”的“理解”“获取”“处理”“组织”等研究活动的思考。研究大数据的科学即“数据科学”，是以揭示数据时代尤其是大数据时代新的挑战、机会、思维和模式为研究目的，由大数据时代新出现的理论、方法、模型、技术、平台、工具、应用和最佳实践组成的一整套知识体系。

1.4.3.4云计算及人工智能

2021年，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多云协同成为打破数据壁垒的方式，通过不同厂商之间混合云的构建，能进一步提高云计算的响应速度、数据共享和提高数据安全性。混合云的方法既考虑了企业将数据存放在私有云中的意愿，但是同时又希望可以获得公有云的计算资源，这种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具有更完善、可扩展、更节省的特点。绑定功能和应用的云端服务逐渐兴起。与传统的基于底层硬件设备的IaaS服务和基于数据驱动的DaaS服务不同，最新研发的云端应用能提供一种更为简单、模块化的功能接口，方便程序员进行应用搭建。越来越多的云企业利用其在行业领域的实践经验，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推进云业务发展，成为一种新策略。

2020年以来，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中发挥着推动作用，这迅速发展的脚步离不开越来越多企业的研发。人工智能技术在疫情监测预警、医疗诊断、药物研发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人工智能技术被过度炒热的当下，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看到其存在的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全新的伦理问题。2021年9月25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以下简称《伦理规范》），旨在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相关机构等提供伦理指引。

《伦理规范》提出了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等6项基本伦理要求。同时，《伦理规范》还提出了人工智能管理、研发、供应、使用等特定活动的18项具体伦理要求。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探讨，既包括形而上学的研究，也包括寻求解决实际的问题和求得社会共识的讨论。如何在人工智能这一全新的技术条件下发现伦理共识，对经济、社会和政治有着深远意义。

数字化发展带来全新的网络威胁和安全需求，安全不仅是信息、网络本身的安全，更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城市安全、人身安全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安全，安全发展进入大安全时代。

2021年8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较2020年12月增长217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1.6%。10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的、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

我国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在数字新基建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网络空间面临巨大挑战，安全形势非常严峻。漏洞的普遍性、后门的易安插、网络空间构架基因的单一性和攻防双方的不对称性，使得安全漏洞无法被根除且容易被利用，从而导致安全事件频发，给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隐患。

近年来，全球针对政府机构大规模、持续性的网络攻击层出不穷，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隐患，常见攻击类型包括数据泄露、勒索软件、DDoS攻击、APT攻击、钓鱼攻击及网页篡改等。2019年，我国境内遭篡改的网站约有18.6万个，其中被篡改的政府网站有515个，网络安全态势日趋严峻。

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搜集整理信息系统安全漏洞20721个，比上一年同比增长28%，高危漏洞数量为7422个，同比增长52.2%。表现在三个方面，全球网络空间局部冲突不断，国家级网络攻击频次持续增加，攻击复杂性呈上升趋势；国家级网络攻击正与私营企业技术融合发展，网络攻击私有化趋势明显增强；网络攻击与社会危机交叉结合，全球网络对抗在底线试探中进一步发展。2021年上半年，发生了SolarWinds供应链被攻击、美国输油管道中断、全球最大肉食品加工商JBS停工等网络安全事件。

全球数据泄露整体形势依旧严峻，泄露事件频次、数量屡创新高。从泄露行业看，重点针对社交媒体、医疗保健、金融保险、公共管理等；从泄露类型看，个人身份信息泄露高居首位。2021年3月，以色列大选投票应用Elector受网络攻击影响，超过650万以色列选民信息遭到大规模公开泄露，包括选民姓名、电话号码、住址等，超过2/3的以色列公民受这次泄露影响；2021年4月，来自106个国家的超5亿Facebook用户隐私数据被公布于黑客论坛上，内容涉及电话号码、姓名、家庭住址、个人简历及电子邮件等；2021年5月，黑客攻击了日本富士通公司开发的信息共享平台ProjectWEB，窃取了多个政府部门的数据。

传统DDoS勒索攻击呈现多元化趋势，从电脑端蔓延至移动端且愈演愈烈，以能源供应商、医疗卫生、交通、食品为代表的关键公共需求运营商已经成为勒索软件团伙的主要攻击目标。攻击者已从大规模、通用、自动化攻击转变为更具针对性的攻击，勒索软件的运营模式升级为“三重勒索”。2021年5月，挪威IT技术公司Volue遭遇勒索软件攻击，导致挪威国内200座城市的供水与水处理设施的应用程序关闭，影响范围覆盖全国约85%的居民；2021年5月，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商科洛尼尔（ColonialPipeline）公司遭网络攻击而暂停输送业务。

2020年10月，我国独创的内生安全云平台“莲花哪吒”等四项最新成果在南京发布，标志着我国开辟的网络空间内生安全新领域，已从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典型设备研制阶段迈向了普适应用创新的新阶段。

应对网络空间安全威胁有两条技术路径，一条是外挂式防御，比如防火墙、入侵检测、身份验证等技术，但这种防御必须基于先验知识，要事先提取恶意代码的样本特征，才能定向进行防御。另一条是内生式防御，提高网络生命体的非特异性免疫能力。由于内生安全的独有构造和内在机制，将传统的网络安全问题转化为可靠性问题，不仅能感知未知风险，还能够实现网络设备的可定制、可度量的安全设计。

内生安全，就是具有内生或内源性安全功效的构造或算法及其体制机制。从文字本身理解，内生是靠自身构造因素而不是外部因素得到的内源性效应；内生安全就是利用系统的架构、算法、机制、场景等内在因素获得的安全功能或属性。它是网络拥有自身免疫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内生安全最大的特征体现在两点，一是基于目标对象基础构造或算法的内源性安全功能，具有与脊椎生物非特异性和特异性免疫机制类似的“点面融合”式防御的特点，与目标对象本征或元功能具有构造层面的不可分割性；二是安全功效不依赖攻击者的先验知识和行为特征信息，对利用特定攻击资源、攻击技术、攻击方法形成的已知或未知威胁，具有天然的抑制功效。

内生安全技术有望彻底改变网络空间当前“查漏堵门、杀毒灭马、亡羊补牢”的游戏规则，从根本上颠覆现有的基于软硬件代码漏洞后门的网络攻击理论与方法，促进具有“自身免疫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为从根本上解决网络空间安全难题，探索出了一条适应经济技术全球化时代“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新路。

当前网络空间内生安全技术路线主要包括拟态防御、移动目标防御、可信计算、零信任架构等。

1.5.3.1拟态防御

拟态防御是基于动态、异构、冗余信息基础设施，以“架构决定安全”为主要思想的内生安全技术。拟态防御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首创的技术体系，主张通过非侵入式拟态防御支撑工具、平台、产品构建视在结构可变的信息系统运行环境，可将随机发生的网络威胁事件量化为广义不确定扰动从多级差模基础设施环境逃逸的概率问题。拟态防御是一种不依赖网络威胁行为、特征码、知识库的新型内生安全架构，具备主动防御、威胁感知、柔性重构等特点，可大幅度提高信息系统针对已知和未知网络威胁的防御能力，有效支撑高可用、高可靠信息系统建设。拟态防御技术未来发展将体现分布式、微服务、动态防护、软件定义等特点，研究分布式内生安全通用运行支撑、基于上下文语义的应用指令动态检测引擎、基于分布式部署架构的动态防护、内生安全运营等关键技术，构建覆盖威胁感知、响应、分析、管控的自主可控内生安全框架，实现内生安全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开发、度量、测试和标准规范建设。

1.5.3.2移动目标防御

1.5.3.3可信计算

可信计算保障信息行为的机密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其核心为具备签注密钥的安全硬件芯片，签注密钥是一个2048位的RSA公共和私有密钥对，在芯片出厂时随机生成并且不能改变，私钥存储于芯片中，公钥用来认证及加密发送到该芯片的敏感数据。围绕可信根，可信计算构建从平台加电，到BIOS执行、操作系统加载程序，再到操作系统启动、应用程序执行等层层传递的可信链，可信计算可保障预设的安全策略的执行落实，有效屏蔽非注册用户、设备、系统、程序对信息系统的指令操作，如病毒、木马、攻击驱动注入等。我国沈昌祥院士提出的可信计算3.0主动免疫防御体系，基于三层三元对等的可信连接框架，以自主密码为基础，以可控芯片为支柱，以双融主板为平台，以可信软件为核心，以对等网络为纽带，形成可信生态应用体系，确保系统全程可测可控、防干扰，构建防御与计算并行的免疫计算模式。

1.5.3.4零信任架构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网络安全产业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8—2021年，中国网络安全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为23.24%。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预测，未来5年，中国网络安全市场总体支出复合增速预计为25.1%，远高于9.44%的全球水平。根据赛迪咨询对于网络安全市场前景的预测，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加速与各行业融合，正驱动网络安全市场不断扩张，并成为行业重要的增长风口。2021年，中国云安全、物联网安全、大数据安全、工业互联网安全市场规模分别为115.7亿元、301.4亿元、69.7亿元、228亿元，各细分领域年均复合增速均超过3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关于促进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到2025年，培育形成一批年营收超过20亿元的网络安全企业，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网络安全骨干企业，网络安全行业规模超过2000亿元”的发展目标。

我国已形成从安全硬件、软件到网络边界安全、数据安全、云安全、应用安全、身份安全，再到安全集成运维和服务较为完善的网络安全产业链。从政策红利、新基建发展、网络安全合规的市场需求和自主可控的网络安全服务几个方面，我国网络安全产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

新基建的发展驱动着网络安全产业的创新变革。随着新基建的推动，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等快速涌现，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往往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给社会治理带来系统性风险和挑战。网络安全的新技术和新业态自身技术发展尚不完善，有可能存在隐私数据泄露、系统功能不完善等多方面的技术安全风险。另一方面，社会安全治理的滞后性难以处理全部的安全隐患（例如技术或者行业垄断等），有可能损害网络安全产业的健康发展。

伴随国家对5G、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已经实现深度融合，因此网络安全的系统性风险也随着万物互联不断扩大。首先，在新基建等关系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领域，应当对网络安全的风险因素进行研究，提前谋划网络安全风险的应对措施，才能有效防范新基建背景下的网络安全风险和其他次生风险。其次是聚焦态势感知、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与网络安全的融合创新，驱动网络安全主动防御能力的迭代升级。然后是防范深度伪造、区块链、信息爬取等新兴技术被恶意利用，防止其给网络安全、社会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主动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例如，有些犯罪分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网络攻击，踩踏法律和社会秩序的红线，从而催生了新型的网络犯罪模式，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网络安全攻防对抗形势，必须建立网络安全风险的判断、跟踪、预警防控、处置评估体系，牢固树立“零信任”等全新网络安全防护理念，实现网络技术创新路径的动态调整。

网络安全合规需求扩大了市场成长空间，一是网络安全责任意识加强，履职尽责任务迫切。随着网络安全责任制在不同领域的不断深入推动，网络安全工作各方面岗位职责的具体范围和内容得以明确，详细规定了启动网络安全追责的法定情形、问责原则和问责程序等内容。二是法律标准出台，安全合规势在必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的网络法律体系正式形成，为我国数字时代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提供了基础制度保障，从而构建了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框架体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条例》和《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简称“等级保护2.0标准”）等多项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对网络安全能力构建和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发挥重要的带动作用。

自主可控为网络安全产业带来新机遇。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关键期，国家大力提倡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企业应高度重视网络安全产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并在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上持续发力，力争早日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